创新或许可以再造平等
“平等”是人类共同的愿望,这两个字所传达的意义往往是:改良、改革,甚至是革命。谈论“平等”的话题,能引起所有人的共鸣,不论地域、国家、种族、性别。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教授,通过走访世界各地的普通人,与他们交流,发现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不满的根本原因是相同的,那就是这些国家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很多方面都失败了,并且二者都相当不公平。这种不公平体现在1%的少数群体享受着最好的住房、最好的教育、最好的医生、最好的生活方式,那99%的群体的境况与之天壤之别。仅就美国而言,就为不平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经济体制不稳定,缺乏效率,增长不足,并且民主陷于危机。更糟的是,由于多数美国公民认为美国经济体制会失败,政治体制又似乎为金融界所控制,因此,他们对于美国的民主制度、市场经济和全球影响力的信心都减弱了。现实表明,美国不再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国家,而且金融界侵蚀了美国长期标榜的法治和正义,这使得民众的民族认同感也陷入了危机。
斯蒂格利茨教授的上述观点,在其所著的《不平等的代价》一书中进行了酣畅淋漓的系统阐述。该书关注存在于当今美国和其他某些发达工业化国家中过度不平等的现象,进而直指当今社会三大主题,解释这三大主题是如何密切相连。第一:市场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因为它们显然既无效率也不稳定;第二:政治体制并没有纠正市场失灵;第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在根本上都是不公平的。不平等是政治体制失败的成因和后果,不平等也造成了经济体制的不稳定,经济体制的不稳定又加剧了不平等。简言之就是“不平等导致不稳定,不稳定加剧不平等”。
体现斯蒂格利茨教授大家风范的不仅是上述无情的现实主义批判,作为一个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身居高位但是悲天悯人的学者,教授提出了不能屈从于GDP至上主义,应通过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试图达成遏制上层群体的过度行为、帮助普通民众的目标,更重要的一点是,如果要使经济改革得以采纳,必须要在它之前进行重大的政治改革。教授充满希望地畅想了另一个世界:虽然永远不能创造一种完全机会平等的制度,但至少能够创造更多的机会平等,实现一个与我们的基本价值观更为一致的社会,有更多的机遇、更高的国民收入、更强的民主制度以及大多数人能享受到的更高生活标准。
曾几何时,我们视野中的西方(尤其是美国)是由一个个美丽童话组成的,民主法治是编织童话的主线。近年来,西班牙“愤怒的一代”,美国“占领华尔街”,“那99%的群体”????这些事件发生时,只是冲击了一下我们的耳膜,成为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直到下一个事件发生,再一个事件发生,看似一个个孤立事件,原来是社会各阶层长期斗争矛盾加剧的表现形式,斯蒂格利茨教授将这些事件从经济学的角度,用学者的学术担当精神加以组织,这次串起来的不再是美丽的童话,而是枷锁,成为阻碍欧美某些国家经济发展的桎梏。
2008年金融危机,使得美国乃至全球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斯蒂格利茨教授的著作,代表了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论反思。原谅我们斗胆断章,切开这段历史的横断面,聚焦金融业的一个侧面,试图发现经济学意义上的天问:敢问路在何方?
现实意义上的金融业本应该服务经济中的其他行业,斯蒂格利茨教授的研究揭示:事实正好相反,作为国家总收入一部分的金融部门加剧了日益增长的不平等,无论是为上层群体创造的财富还是为底层群体创造的贫困。在过去30年里,资本拥有者要求了太多的权利,美国的金融机构强烈主张资本的自由流动,可以自由进出不同的国家,推动金融市场全球化,并且尽管那些金融市场中的人不断谈论效率增益,其实他们心中真正想要的是另外的东西:有利于自身并且增加他们自己而非工人优势的一套规则。这使得他们已经成为了资本权利的卫士——超越了工人权利甚至政治权利。
金融自由,过度一体化的危险就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可以迅速传播到另一个国家,事实上,对蔓延的恐惧,造成了动用数万亿美元来紧急救助银行业。对传染病的反应应是“隔离”,负责维持全球经济稳定的国际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意识到在金融市场采取类似反应的必要性,于是采取了资本控制的形式,即限制资本跨国界的不稳定运动,尤其是在金融危机期间(这在教授看来是一种马后炮式的履行职责)。经此一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得出了结论“就较长期而言,减少的不平等和持续的增长或许正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并强调“最终,就业和平等是经济稳定与繁荣、政治稳定与和平的基石”。
金融业除了加剧不平等,另外在很多方面扭曲了经济,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对最宝贵资源的配置不当:人才。过去的年轻人会被吸引到不同的职业中去,但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几年里,越来越多的美国顶尖人才选择了金融业。既然有这么多英才在金融领域,所以不奇怪该领域会不断出现创新。然而,这些金融创新很多是为了规避监管,这实际上降低了长期的经济表现。这些金融创新无法与真实的像晶体管或激光那些提高我们生活水准的创新相比。美国的所谓金融创新尚且如此,反观我们国内的很多投融资业务活动被不断创新,金融机构设计产品的思路,动辄就被专家称为“蓝海”,仅从金融监管的角度,也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进行深刻的反思。
“美国梦”蹒跚而行?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吗?“中国梦”在这一历史时期提出,无疑是站上了更高的起点,备受瞩目。在当今社会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处在经济转型期的中国,迫切需要开阔的国际视野,理论界是否接受西方经济学的观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学习西方经济学家敢于担负改革理论的历史使命和学术责任,深入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现象,探究其中的内在联系,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引领我们找到那条通往梦想实现的道路。
纵观历史,横瞻欧美,世界各国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理论和实践都会一路结伴而行,在这个改革的战场上进行激烈的交锋,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发展最快国家的代表,政府会扮演重要的角色进行谨慎的权衡,只有这样,才能将改革一步步推向深入。“中国梦”的推进过程中,应吸取西方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前车之鉴,为世界经济的发展书写浓墨重彩的一页,担负起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超级大国的责任。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教授,通过走访世界各地的普通人,与他们交流,发现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不满的根本原因是相同的,那就是这些国家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很多方面都失败了,并且二者都相当不公平。这种不公平体现在1%的少数群体享受着最好的住房、最好的教育、最好的医生、最好的生活方式,那99%的群体的境况与之天壤之别。仅就美国而言,就为不平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经济体制不稳定,缺乏效率,增长不足,并且民主陷于危机。更糟的是,由于多数美国公民认为美国经济体制会失败,政治体制又似乎为金融界所控制,因此,他们对于美国的民主制度、市场经济和全球影响力的信心都减弱了。现实表明,美国不再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国家,而且金融界侵蚀了美国长期标榜的法治和正义,这使得民众的民族认同感也陷入了危机。
斯蒂格利茨教授的上述观点,在其所著的《不平等的代价》一书中进行了酣畅淋漓的系统阐述。该书关注存在于当今美国和其他某些发达工业化国家中过度不平等的现象,进而直指当今社会三大主题,解释这三大主题是如何密切相连。第一:市场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因为它们显然既无效率也不稳定;第二:政治体制并没有纠正市场失灵;第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在根本上都是不公平的。不平等是政治体制失败的成因和后果,不平等也造成了经济体制的不稳定,经济体制的不稳定又加剧了不平等。简言之就是“不平等导致不稳定,不稳定加剧不平等”。
体现斯蒂格利茨教授大家风范的不仅是上述无情的现实主义批判,作为一个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身居高位但是悲天悯人的学者,教授提出了不能屈从于GDP至上主义,应通过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试图达成遏制上层群体的过度行为、帮助普通民众的目标,更重要的一点是,如果要使经济改革得以采纳,必须要在它之前进行重大的政治改革。教授充满希望地畅想了另一个世界:虽然永远不能创造一种完全机会平等的制度,但至少能够创造更多的机会平等,实现一个与我们的基本价值观更为一致的社会,有更多的机遇、更高的国民收入、更强的民主制度以及大多数人能享受到的更高生活标准。
曾几何时,我们视野中的西方(尤其是美国)是由一个个美丽童话组成的,民主法治是编织童话的主线。近年来,西班牙“愤怒的一代”,美国“占领华尔街”,“那99%的群体”????这些事件发生时,只是冲击了一下我们的耳膜,成为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直到下一个事件发生,再一个事件发生,看似一个个孤立事件,原来是社会各阶层长期斗争矛盾加剧的表现形式,斯蒂格利茨教授将这些事件从经济学的角度,用学者的学术担当精神加以组织,这次串起来的不再是美丽的童话,而是枷锁,成为阻碍欧美某些国家经济发展的桎梏。
2008年金融危机,使得美国乃至全球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斯蒂格利茨教授的著作,代表了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论反思。原谅我们斗胆断章,切开这段历史的横断面,聚焦金融业的一个侧面,试图发现经济学意义上的天问:敢问路在何方?
现实意义上的金融业本应该服务经济中的其他行业,斯蒂格利茨教授的研究揭示:事实正好相反,作为国家总收入一部分的金融部门加剧了日益增长的不平等,无论是为上层群体创造的财富还是为底层群体创造的贫困。在过去30年里,资本拥有者要求了太多的权利,美国的金融机构强烈主张资本的自由流动,可以自由进出不同的国家,推动金融市场全球化,并且尽管那些金融市场中的人不断谈论效率增益,其实他们心中真正想要的是另外的东西:有利于自身并且增加他们自己而非工人优势的一套规则。这使得他们已经成为了资本权利的卫士——超越了工人权利甚至政治权利。
金融自由,过度一体化的危险就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可以迅速传播到另一个国家,事实上,对蔓延的恐惧,造成了动用数万亿美元来紧急救助银行业。对传染病的反应应是“隔离”,负责维持全球经济稳定的国际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意识到在金融市场采取类似反应的必要性,于是采取了资本控制的形式,即限制资本跨国界的不稳定运动,尤其是在金融危机期间(这在教授看来是一种马后炮式的履行职责)。经此一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得出了结论“就较长期而言,减少的不平等和持续的增长或许正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并强调“最终,就业和平等是经济稳定与繁荣、政治稳定与和平的基石”。
金融业除了加剧不平等,另外在很多方面扭曲了经济,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对最宝贵资源的配置不当:人才。过去的年轻人会被吸引到不同的职业中去,但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几年里,越来越多的美国顶尖人才选择了金融业。既然有这么多英才在金融领域,所以不奇怪该领域会不断出现创新。然而,这些金融创新很多是为了规避监管,这实际上降低了长期的经济表现。这些金融创新无法与真实的像晶体管或激光那些提高我们生活水准的创新相比。美国的所谓金融创新尚且如此,反观我们国内的很多投融资业务活动被不断创新,金融机构设计产品的思路,动辄就被专家称为“蓝海”,仅从金融监管的角度,也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进行深刻的反思。
“美国梦”蹒跚而行?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吗?“中国梦”在这一历史时期提出,无疑是站上了更高的起点,备受瞩目。在当今社会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处在经济转型期的中国,迫切需要开阔的国际视野,理论界是否接受西方经济学的观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学习西方经济学家敢于担负改革理论的历史使命和学术责任,深入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现象,探究其中的内在联系,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引领我们找到那条通往梦想实现的道路。
纵观历史,横瞻欧美,世界各国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理论和实践都会一路结伴而行,在这个改革的战场上进行激烈的交锋,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发展最快国家的代表,政府会扮演重要的角色进行谨慎的权衡,只有这样,才能将改革一步步推向深入。“中国梦”的推进过程中,应吸取西方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前车之鉴,为世界经济的发展书写浓墨重彩的一页,担负起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超级大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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